宁阳人说话方音重，口语称父亲为“大(上声)大(轻声)，“父亲”“家父”“令尊”等雅称只体现在书面语言中。

一转眼，父亲已去世十多年——“父亲节”将至，看到网上许多儿女对父亲洋溢着满满的孝心和祝愿的话语，唱着父爱如山的颂歌，记忆中父亲的音容笑貌和生活中的点滴不由浮现在脑海中。

父亲行三，生于一九二八年农历五月初九，肖龙，逝于二OO六年农历二月二十三，享年七十有九——一介平民，一生劳作，一世朴实，少大起大落之波澜，无惊天动地之壮举，为人以孝敬祖母为先，关爱儿女为能，勤俭持家为本。

古铜色的脸膛，沧桑的岁月在他的脸上刻出纵横交错的皱纹，健壮的身躯，黑白相间的短发，一米六七的身高，一副忠厚认真的性格，不善辞令——与罗中立先生的油画颇有几分相似——这就是父亲的素描。

【一】下济宁

生产队时期村里的副业(也就是乡镇企业的前身)是开纸坊造草纸——将麦秸用石灰水浸泡十几天沤透用石碾压成麻(纸浆)，再由专门人员用种特制的帘子捞出晒干，成品就是黄草纸，主要为济宁等地医院定制——副业队长是一位邻家叔叔，父亲的发小，那时父亲便在纸坊“办材料”，也就是纸坊员工。

那时办材料有一道工序是整理麦秸，在整理麦秸的过程中有点儿小外快：打场时遗落的麦粒儿便归办材料者所有——虽然不多，三四天一次，每次有两三斤的样子，如果您了解那时人均分得口粮(小麦+玉米+瓜干+鲜地瓜+高粱谷子……有“粮不够，瓜果凑”的说法)360斤的情况，便可知这点小外快足足是一个人的口粮，算得上一笔不小的补贴了。纸坊生产的草纸要定期送往一百多里外的济宁，这工作便由办材料的几个人轮流做——那时的生产队既无拖拉机也无汽车，而是两个人拉一辆地排车步行送货，每辆车装载四十个纸(约一千斤左右)，有公路有土路，有上坡也有下坡，规定的日程是来回两天，每天的报酬是十分工(整劳动力工分值，当时合人民币0.2元左右)外加l.20元补贴——那可是不菲的收入啊(我印象中我大舅是国营工厂的工人，月工资不足40元，二舅当时民办教师，月工资6元+30个工分值)！所以几个办材料的纸坊员工都争着要去送纸。正值壮年的我未曾体验过拉着载重一千余斤的排车上坡下坡两天步二百余里是一种怎样的劳顿和疲乏，只知道空身在公路边散步超过五里便觉脚疼腿酸——那样的苦累令我不敢想象。有一年冬天父亲去送纸，路上下起了雨夹雪，带去的塑料布只能遮盖车上的纸(淋湿了那纸便报废了，每车纸值四五百元，那是生产队一笔很大的收入，谁也赔不起的)，他们只好冒着雨雪把货物送到目的地。那时我还小，只记得父亲回家时头上冒着热气，而棉袄棉裤全都湿透结冰，脱下后硬是拧出了满满的一大盆水，父亲也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才能干活。

父亲管送纸叫做“下济宁”，每次下济宁回来，总要买回济宁的三四个包子，一个带肉馅儿的，给卧病在床年迈的奶奶吃，两三个素馅儿的掰开分给我们兄妹几个，而父亲则在一边看着我们吃，一脸幸福的样子——艰辛的生活伴着温馨的亲情。

【二】捉野兔

本地有句谚语“大年三十儿打个兔子，有也过年没有也过年”，是无关紧要的意思，可是那个年代如果真的能捉到一只兔子享用，还真是难得的盛宴，因为农家每年吃肉食的次数有限，每年春节期间人们都能吃上几顿肉菜，所以未成年的我们总是盼着过年，每个生产队都要杀掉几头自养的肥猪平均分给本队成员，每人大约一斤左右，大家都争着要肥膘的那部分，因为肥膘可以炼油，能多吃几天，再就是老人做寿时富裕些的家庭（比如说工人家属，劳动力多的家庭）能让孩子沾些荤腥——我的记忆中真的有一年临近春节，父亲回家时提着一只足有五六斤重的野兔，寒冬里竟然带着满面春风：那是他在村南干活儿时把一只偷吃白菜的兔子追的掉进一眼枯井，然后又下去捉了上来，全家人享受了一次意外的牙祭，觉得比现在下一次饭店还有滋味儿！

【三】做生意

大约是1977年左右，生产队对社员的约束不再像文革期间那么严格了，不再把农户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父亲便操起我们家祖传的手艺——泡（生产）豆芽来卖。

母亲借了10元钱做本钱，买来大约几十斤绿豆，父亲便每天用肩膀挑几十斤豆芽（那时的豆芽菜被叫做“细菜”，不像如今这样是家常菜，每斤在八分钱到一毛钱之间，农户只有有客人时才舍得买一些）到邻近的村庄去卖，每天能赚五元钱左右，要向生产队交1.5元的管理费——自家赚三元多，再加上我们兄弟姐妹渐渐长大，哥哥在生产队看电机，姐姐开拖拉机，开始挣工分，我家的日子才慢慢的有了起色。

父亲做这生意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从肩挑筐盛到手推车再到脚蹬三轮车。他为人实在厚道，买卖从不缺斤短两，童叟无欺，二十余年如一日。直到我们都成家，他还在坚持，用他的话说“自己做生意能养着自己，还能锻炼身体，又能给孩子减轻负担，闲下来干什么？”直到他去世前几年始终如一。

【四】语录

父亲没有文化，有限的阅历便是年轻时在济南做劳工

，1957年至59年在新汶矿务局做矿工，1960年因为当工人挣的钱买粮食不够养家，便从矿井回家种地，所知所识以亲历和眼见为经验，生产队的宣传和说书先生的评书为理论——他不会讲富有深刻道理的话语，也不会刻意对子女进行什么教育，虽然他说出的话朴实无华，我们却都记在心里，并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1）人不能光想好，你看着怪好的事儿也不一定不是坏事儿。

——有人抱怨他当年从煤矿回家种地，不如当年留在煤矿的那些伙伴儿挣得钱多有退休金时（因为那时留在煤矿的都是家里无牵挂的单身汉，有的还在后来的矿难中丧生）。他不懂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却悟出了福祸相生的道理。

（2）赌博就是赌“薄”，越赌越“薄”，你见过几个靠赌博能成家立业的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赌博之风日盛，且因赌博引起过许多家庭邻里纠纷，他警告我们兄弟几个不得靠近赌场。

（3）好汉子不混有数的钱，做生意别管大小都是自己当家自己说了算，不用看别人的脸子，做生意有什么丢人的？

——我们刚下学的时候，但凡有点关系有点门路家里有点背景的人都找个“单位”当工人，当老师，而我们家无权无势，没有门路，父亲便主张我们学做生意：于是我便重操祖业生豆芽，三弟则独自闯济南——我们自谓并不比别人混的差。

（4）十年能考个状元，十年却不能学个生意人，和气生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做生意不能学着坑人，你觉着你能，比你能的有的是。

——父亲讲不出做生意的道理原则，他要求我们做生意要讲诚信公平，他的行为诠释着这一切。

（5）天上不会掉钱，没有大风刮来的财白（帛），不出力不搭本钱的好处别沾，吃点亏才长个心眼儿。

——父亲警示我们不要占别人便宜，也不要落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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